日本籍中国心的解放军老兵:随侵华日军父亲来华沦为猪倌加入革命 ...

显示全部楼层 · 2019-3-30 1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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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军人，一个中国的军人，革命军人。”砂原惠，这个侵华日军的儿子、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却如此表达自己的身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群不为人知的“日本籍解放军”，砂原惠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出生于日本，5岁时随身为日本军人的父亲来到中国，见证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后来在父亲去世后沦为一名猪倌。在东北农村，砂原惠逐渐成长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后加入赫赫有名的四野。如今身在横滨的砂原惠，“每天睡觉前，早晨起来以后，想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要远多于日本的。”

日本籍中国心的解放军老兵砂原惠
以下为《齐鲁晚报》对砂原惠的专访：
从血脉上讲，生于日本福冈，父母都是日本人，他“百分百是个日本人”；从心理上讲，他5岁就跟随父亲到了中国的东北，15岁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辽沈、平津战役，后来还随军跨过了鸭绿江，“毫无疑问是个中国人”。这样的人生给了砂原惠终身的困扰。

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的当下，这名日本侵华日军的儿子、中国解放军的老战士，坐在自己日本横滨的家中，接受专访。他的故事，本身就是对日本侵华历史的反思。

砂原惠家里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各种资料，《抗战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这张曾报道他们经历的《人民日报》被珍藏。

晚年在日本的生活，让他对中国充满了怀念。站在自家的窗口，砂原惠把这种对中国的怀念寄托在了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客人身上。

在日本横滨的家里，这位日本籍老战士砂原惠，拿出珍藏了数十年的合影。这张拍摄于东北老航校的照片，记录了他的青年时光。当时，这个日本人的儿子，以“张荣清”的名字在部队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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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砂原惠所在部队开赴朝鲜战场。按照规定，日本不是朝鲜战争的参战国，日本人不能出现在战场上。“小张，你是什么人？”张姓政委问。“我是军人，一个中国的军人，革命军人。”张荣清回答。“不是吧？你是不是日本人？”“张荣清”也由此离开了朝鲜战场。

砂原惠加入的170最后划归了赫赫有名的四野。1998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首次披露了抗战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以及后来的四野初大规模留用日本军人的情况。1949年，由东北军区整训第4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0师，师长为赵承金。

砂原惠5岁那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父亲被安排前往中国继续服务于满铁。砂原惠和母亲由此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生涯。1945年7月14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一个月，砂原惠的父亲在辽宁阜新家中去世。

失去了保护的一家人，只好在辽宁北镇沟帮子一带安顿下来，没办法再做返回日本的打算。在流亡地，砂原惠的母亲靠给人做裁缝生活，砂原惠则到了一户地主家里，成了一名猪倌。忆往事，老人会忽然停下来，眉头紧锁，陷入沉思。在家中受访的沙发上，挂着小女儿画的中国国宝熊猫，“他们和我一样，深爱着中国”。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东北农村的乡亲们并没有因身份而欺负、敌视这个落难的家庭，相反却以极大的包容和同情心给予他们保护。1946年，砂原惠当上了地主家的牛倌，每年能获得九斗六升的高粱作为工钱。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砂原惠开始真正学习中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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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8日，抗战胜利65周年前夕，首个日籍解放军老战士代表团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之邀访华。作为访华团的秘书长，砂原惠至今都对代表团受到的高规格待遇而感动。1948年，他以雇农“张荣清”的身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为了独立九团的一名战士。

“我们还应邀出席了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建军83周年招待会。”砂原惠说，日籍老战士们被安排到位于招待会中心线上的第四桌就座，“第三桌是老将军，第五桌是当年的英模。”

“我感觉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日籍老战士代表团团长花园昭雄当时感慨说。

1955年底，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受邀赴日。砂原惠作为日方翻译接待了郭沫若一行，这也是他回到日本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之后，砂原惠开始正式致力于中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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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我很少对人讲起我的经历，现在年纪大了，自己也会回想，想要整理我的一生，看看自己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砂原惠说。

他说，百年之后，想将一半骨灰安葬在萦绕了他一生的国度——落叶归根。

站在家门前小广场的大树下，砂原惠会不自觉的遥望北京的方向。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虽然身在日本，但每天睡觉前，早晨起来以后，想的问题还是中国的要远多于日本的。”“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他给出的答案，“我的路还没走完，还要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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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人民日报》2005年文章《抗战中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斗争，博得了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就是其中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他们的出现及其抗日义举，被称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梁淑珍女士，多年来致力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研究，掌握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日前，记者采访了梁女士及其课题组，听他们揭秘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产生
这是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一群日本鬼子变成“日本八路”的故事。
1939年1月2日，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在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3名日军俘虏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台，和他们紧紧握手。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感召下，产生的第一批“日本八路”。
1939年11月7日，由杉本一夫在山西省辽县（现为左权县）麻田镇发起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中国战场上，日本俘虏转变立场后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此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抗日战场。其中，在日共中央代表野坂参三直接领导下成立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实际上起到了整个敌后战场日人反战组织总部的作用。
反战组织在经过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演变壮大后，到1945年8月，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1945年9月至1946年上半年，随着抗战胜利，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大部分陆续回国，联盟自行解散。
在国统区，也建立了日人反战组织。这些组织是在日本革命志士的努力，并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郭沫若等的关怀、支持下建立的。1939年12月，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0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重庆总部与华北敌后战场上建立的反战组织联系很少，互不隶属。
二、从俘虏到反战勇士
从“帝国军人”变成反战勇士，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他们需要洗去从少年时代即被熏染至深的法西斯毒素，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战争观。
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1916年出生于日本。1937年6月随大批日本移民来到中国。1938年初，应满洲铁路所属土建公司的招募，成为军属满铁职员。7月29日，赴河北邢台市京汉铁路双庙车站工作，当天即被八路军俘虏。
当时，日本军阀对军队的教育是，在交战中当敌军的俘虏是最大的耻辱，“与其当俘虏受侮辱，毋宁自杀殉国”。杉本一夫刚做俘虏时，被安排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临时驻地———河北涉县王堡村。他满脑子都是“是死是活”的问题，八路军战士给他讲“共产党不杀俘虏”的政策，他根本听不进去，给他看朱德和彭德怀签发的优待俘虏命令，他还是不相信。
“不杀就糟了”，杉本一夫的话把八路军干部说懵了。“你们不杀，那就得自杀，这不是更残酷吗？”杉本一夫讲出了他的心里话。
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边给予他生活上的优待，一边指出他对很多问题的错误的看法。渐渐地，杉本一夫的思想开始动摇。他终于选择了生路，不再为是死是活而烦恼。后来，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杉本一夫开始懂得：战争是日本少数人得到好处、多数人遭殃的战争；中国是自卫的，日本是侵略的。当他在行军中亲眼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大伤害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就像是他自己干的坏事一样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
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杉本一夫才回到日本，他被认为是危险的赤化分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打零工，直到八十高龄，还在做烧锅炉的工作，收入甚微。他经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到处讲他的奇特经历，讲日军侵华战争的罪恶，讲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在报刊上写了大量文章。1984年他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书《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1995年8月18日，杉本一夫作为团长，率“日人反战同盟成员友好访华团”一行8人抵北京访问。
现在，老人已退休，靠养老金生活，生活十分简朴。但是遇到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刊，多贵都买，家中这方面的资料堆积如山，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反战友好市民活动。
山田一郎，原名佐藤猛夫。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38年应征入伍，任陆军军医中尉，编入日本华北派遣军长田大队，1939年8月随队“扫荡”山东梁山一带八路军，头部受伤，做了俘虏。
山田一郎个子不高，相貌温和，是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中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性格。在从日本战俘转变为反战勇士的过程中，他经历了痛苦的思索，费尽了周折。
山田一郎做了俘虏后，一心想逃跑、速死。
八路军战士跟他们讲日本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胜性，还让他们看各种书籍；同他们打扑克、赛排球，还向他们学习打棒球。在这种情况下，山田一郎的俘虏朋友已经转变，惟独山田一郎顽固不化。
后来，他们到达太行山的一个小村子———河北省涉县王堡村，那是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在这里，山田一郎见到杉本一夫，听说他们成立了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山田一郎了解联盟的宗旨后，便与新来的俘虏一起参加了觉醒联盟和八路军，但心里还是没有放弃逃跑计划。
1940年夏，山田一郎来到山西省辽县羊角村的八路军模范医院，医院为他举行了全体人员参加的欢迎会。然而，他仍然利用早晚散步的机会，观察地形、偷看地图，学说汉语准备问路，认定最近的日军据点，筹划可能得到的武器，等待逃跑机会的到来。
一场不期而至的高烧，使山田一郎失去知觉3天3夜。他醒来后不久，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拎着一桶酱菜。原来这是刘伯承司令员，听说山田一郎生病，他特地从河北涉县赶来看他。
此刻，山田一郎的心里有了“新生”的感觉，他终于摆脱了那个纠缠他一年半之久的逃跑念头。
之后，山田一郎利用业余时间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并借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等人的著作，他还常参加日人反战同盟会议，了解时事问题和国际形势。
1941年春，山田一郎的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1943年6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反战成为他不可动摇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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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战与牺牲
为促使日军士兵觉醒，瓦解日军斗志，反战同盟成员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借鉴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工作经验，创造出十几种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与方法，如：印制日文传单、制作发放节日慰问袋、给日军中的熟人或朋友通信、在前线和碉堡前喊话等等，直攻日本士兵的心。
【月夜樱花歌】
石田雄是胶东支部宣传委员，他有一副清脆甜润的歌喉，并且能根据日本士兵的要求唱日本各地的曲调。
1943年深秋，他与支部长小林清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敌人拒绝他们，要开枪。石田雄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了起来：
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寂寞和悲哀……
在带着寒意的秋夜里，石田雄的歌声随风吹进碉堡，里面的士兵不寒而栗，感到自己处境的可怜与孤独，思乡厌战之情油然而生。“你唱得太悲哀了，我们很难受。”碉堡里传出了声音，喊话宣传就自然地开始了。后来，石田雄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秋山良照部队”】
秋山良照是冀南支部盟员，他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还善于绘画。他能根据日军的具体情况，及时编写、印刷日文宣传品。
在艰苦的环境下，靠着简陋的印刷条件，秋山良照和战友们编写印制了大量宣传品，仅1942年就多达几十万份，全部散发给日军士兵。秋山还抓住日兵的心理，经常与他们通信谈心。到1942年8月，秋山良照收到的日兵回信，累积起来有一尺多高。
秋山良照在冀南日军中名气越来越大。后来，每当夜间反战支部到敌人碉堡喊话时，总有士兵问：“秋山君在哪里，他好吧？”“秋山君来了没有？”当时日军中纷纷传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日军还专门讨论所谓“秋山事件”。日军下令通缉秋山良照，并发表公告，以连升两级和1万元悬赏。
战争结束后，秋山良照回到日本。
【“我要拯救我的同胞”】
1944年3月，新四军发起了车桥战役，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松野觉参加了这次战斗。
车桥战斗开始的前一天，松野觉不顾四天一夜的战斗和急行军的疲劳，一放下背包就刻印传单。第二天一早，他又开始练习自制的日本式弓箭，累得满头大汗。他说：“把传单绑在箭头上，射到日军那里去。”
3月5日午夜时分，战斗打响后，敌人的掷弹筒不停地在他周围爆炸。当大围墙被突破后，他便随榴弹组的同志迅即翻过围墙，冲进街巷。
凌晨，只剩最后一座敌堡了，他忽然撩起棉袄，系在腰间，提着喇叭筒，疾步跑到团长面前：“首长，我要求拯救我的同胞，无论如何，带我到最前线去，我要再一次向同胞们喊话。”团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拿起大喇叭喊起话来。
当时，日本兵正把无情的枪口对着松野觉。最初他还勉强忍着，依旧喊话，可是，发狂的日本兵把枪口瞄准他射击，松野觉心中的怒火燃烧起来，他随手拿起身边的枪，3发子弹命中了两个日本兵。当他第四次拉开枪栓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头上。这位坚强的反战勇士，为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
从1939年底反战组织成立，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有名可考的有36人，还有多人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中日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
四、在敌后抗日工作各条战线上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友人，在大力开展对日军政治宣传工作的同时，还活跃在中国抗日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在根据地的生产、军事教育、卫生服务等方面，都付出了他们的汗水和鲜血，也留下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诚与贡献。
【参加大生产运动】
1943年前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反战盟员自愿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1944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新川久男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学员前岛、西村等也被评为劳动模范。在晋冀鲁豫边区，反战同盟成员田村和青昭荣获一等劳动奖章。在华中，反战同盟淮北支部的后藤勇、苏北支部的古贺初美光荣地出席了根据地召开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日本白求恩”】
前文中提到的山田一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被俘前是日军中尉医官，参加觉醒联盟以后，自愿为八路军从事医疗服务。他对八路军病员热忱、周到，而且医术精湛。在根据地药物奇缺的情况下，他就地取材研制出治疗肺病的代用药品，服务于军民，曾被誉为“日本白求恩”。由他治好的垂危病人、中国史学专家刘大年，在1998年到日本时还专门拜见了这位老朋友。
五、血肉凝成的友谊
日本反战人士和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朝夕相处，手足相亲。在这种特殊环境和方式下建立的友谊，以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基础，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是中日友好史上永远值得珍视的重要篇章。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将美丽的冀中平原变成一片火海。
为了反“扫荡”，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中支部的全体成员化整为零，随冀中各军分区部队分散活动，生病和负伤的6位盟员隐蔽到群众家中。
他们先来到张大爷家。日本盟员都不讲话。张大爷感到这几个八路与众不同，就注意上了他们。一次，一个日本盟员不经意中说出了日本话。张大爷大怒：“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日本八路，冀中支部的。”张大爷听后笑了，原来是这样。张大爷说：“孩子你放心，有我在就有你在。”张大娘知道详情后，对这几个“日本八路”更加亲切了，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后来，情况紧迫，他们被转移到安平县马江村的郭大爷家里隐蔽。
郭大娘知道西村、浅见他们是“日本八路”，也像亲人一样地对待他们。西村、浅见都是大腿负重伤，大娘给他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在家里掩护了近一年时间。敌人闻讯前来搜查，把郭大娘打得昏死过去，郭大娘宁死也不说出他们的藏身处。西村学会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娘”，他认郭大娘为自己的妈妈。西村伤好后被冀中军区接回部队，临走时，他拉着郭大娘的手，哭个不停。
1981年，西村托赴西安的日本友人给郭大娘的女儿捎信说：他非常怀念中国，思念郭大娘及其一家。2005年2月，得悉研究反战同盟课题的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梁淑珍等人准备赴日采访，浅见先生心情格外激动，并亲手绘制了当年在冀中地区参加反“扫荡”斗争的活动路线图。但遗憾的是，3月17日，浅见先生不幸因病去世。
六、尾声
1945年8月30日，日人反战组织在延安举行了归国出发大会。会后，盟员陆续回国。日本士兵在中国解放区内的反战活动宣告胜利结束。回到日本后，许多盟员仍然坚持反战立场，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还有的盟员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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