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哪些东西我们学不会

余寒
11月6日出访新加坡的习近平主席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阔别五年后再次出访的19个小时里，要与新加坡签署包括城市治理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这是中国第三次与新加坡签署政府间合作项目，此前的两个项目分别是1994年的苏州工业园和2008年的天津中新生态城。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一直中国努力学习的样本，在过去20年里，中国官员不断奔赴新加坡学习城市治理，天津的中新生态城就完全照搬了新加坡的城市治理模式。
2014年，中国苏州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奖”，是继西班牙毕尔巴鄂和美国纽约之后，第三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城市。评审组给出的评语是：苏州的城市建设兼顾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传承，为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宜居的生存环境和均等的社会保障机会。
相比于苏州取得的成绩单，中国的城市规划的平均水平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城市都想知道的，为什么总是学不好新加坡的经验？
城市治理拷贝有点难
七年前，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政府间合作项目正式启动。按照中新两国协议，中新天津生态城借鉴新加坡的先进经验，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生态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中水回用、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并由中新两国企业分别组成投资财团，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参与生态城的开发建设。
新加坡关于宜居社区的规划理念被完全复制到中新天津生态城，在生态城共有三个社区，每个社区都配备优质的学校、医院及可供休闲娱乐的社区中心。
不过，中新天津生态城还处于建设期。按照原计划，生态城将通过十年左右的建设，打造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目前建设期限已接近尾声，能否实现预期目标还有待检验。
而另外一个新加坡城市治理的中国样本在苏州。21年前，中新两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为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双方互派专家借鉴新加坡城市规划建设经验，共同编制实施300多项专业规划，并确定了规划先行和执法从严的规划管理制度。20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排序榜首。2014年，中国苏州成为“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得主。
苏州的最终呈现成为刘太格较为满意的中国成绩。刘太格此前担任过新加坡重建局、新加坡建设局局长，为新加坡规划总体规划的主要起草者，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如今的新加坡就是根据刘太格当年主持的规划方案中拔地而起的，“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成为新加坡面向国际的一张重要名片。
退休后的刘太格开始了中国之行，为中国数十座城市做城市规划。刘太格说，“中国是最具备条件采纳新加坡规划经验的，因为中国的政府偏强势，而且中国重视规划，在这方面投入巨大资金。”
不过，由刘太格亲手操刀的城市规划，在中国落地后最终令他满意的并不多。
2008年，广州市政府邀请刘太格团队负责广州知识城的规划设计，最终由于设计方案未能按照原计划执行，直接导致刘太格率团队出走。“既然是知识城，吸引高素质人才过来居住，需要设计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我就把知识城的人口密度做得比较低，但最后被时任广州市市委书记万庆良改了，我就退出了知识城的规划设计。”刘太格说。
2014年，广州知识城的建设还在进行，当地房产项目的广告已经铺天盖地，知识城仅仅成了兜售地产项目的一个概念。不久之后，关系到广东省经济转型的知识城项目再次更换了规划团队。搬至中国的新加坡城市规划理念最终还是“水土不服”。
刘太格说，“做规划应该是从远期做到中期再做短期的，这样的话规划方案不需要反复更改，如果没有分级开发，基础设施可能就会到处乱投，让成本无谓提高。但是中国很多规划方案是做到2020年，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中国做方案起码要做到2050年，多数是规划到2070年，一般规划要覆盖50年以上，不过中国官员对百年规划不太感兴趣，毕竟他们的任期很短。”
刘太格认为，城市规划、基建、资金支持，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领导的意志很重要，“新加坡最高领导是真理，不是总理，最开始做规划时，新加坡会请外国专家与本地规划是对接，学习他们的经验，而我们的领导是不会干预技术问题的。”他说。
过去20年里，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铁腕”政策下，曾经穷困的弹丸之地攻克了经济建设、民族文化融合等一系列问题，新加坡位列发达国家，华人占了大多数人口的新加坡成为中国最佳的学习榜样，前往新加坡拜访的中国官员络绎不绝。
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CLC）在今年夏天刚刚结束对珠海市发改局的培训，此外，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中心等部门都曾在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参加过培训，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聘请讲师免费为这些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介绍新加坡的城市治理经验。大到城市规划，小到公共住房政策，甚至污水管道铺设，都成为中国政府官员访新时参观学习的重点。
中国城市规划的新任务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高级企业通讯经理梁维德告诉经济观察报，“过去20年里，前来新加坡参观访问的各个国家政府部门都有，但属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最多。”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是新加坡政府职能机构，主要负责新加坡居住新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现在超过80%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建屋发展局承建的组屋里。建屋发展局所推行的公共住房政策让新加坡成为为数不多能够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国家。
中国住建制度的演变，就参考了新加坡经验。上世纪90年代，上海政府从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中吸取经验，在1991年的房改中推出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制度很快被中央政府采纳，在全国推广开来。
在福利住房体制下，住房公积金制度成为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工具，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的住房消费。然而，随着中国住房体制的演变，以发放低息个人购房贷款为主要功能的住房公积金却成了贷不出去的沉淀资金。
帮助新加坡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公积金制度，在中国缺遇到了公积金贷不出去转变成沉淀资金的问题。今年6月，住建部公布了2014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截至2014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3.7万亿元，其中只有68.89%用于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1月7日上午，习近平将到新加坡总统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签署教育、海关、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合作协议。根据新加坡媒体报道，继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之后，第三个中新政府间双边合作项目将落在中国西部城市，对接中国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战略。
上一次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新加坡是在6年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时，到新加坡樟宜污水处理厂，了解新加坡的水资源状况和综合水务处理流程。当时，新生水还是一个新概念。
10月30日，新加坡公用事业局企业发展署高级助理署长毛颋梁接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新的消息，本期望能够借此机会再次向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介绍新加坡污水处理的新发展。
毛颋梁告诉经济观察报，新加坡有三大水源管理原则，收集每一滴雨水，收集每一滴用后水，再生利用每滴水，为此全国铺设两条管道，一条地下的污水管，一条在地上的雨水渠道，都由中央财政出资建设，而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还是由公共事业局投资建设，这部分资金主要来源于卖水的收入。
但这样的水务处理方案似乎很难在中国推行。2015年的中国正在开展一项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工作，通过铺设地下管网等一系列配套设施，提高城市排水系统的标准，缓减城市内涝的压力。为支持海绵城市试点，中央财政将对试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并对采用PPP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给予额外奖励。目前，中国的PPP已经加快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社会资本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