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移民计划:日本满蒙开拓团武装试验移民

显示全部楼层 · 2019-6-14 02: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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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是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产物，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战败投降时，青壮年大多充军上了前线，许多人在撤退回国途中受尽磨难，死于非命，还有些人在开拓团长的率领下集体自杀。2011年7月底，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二战结束后死于当地的日本移民立碑，树立了“日本开拓民亡者名录”、“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两座名录。名录称，立碑的目的“一为告之日本后人”；“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三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及“为了更加真实、更有说服力地展示这段历史”。这两块碑花费了当地纳税人50万元，尽管方正县政府辩称这是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吸引日商投资”无关，还是引起舆论哗然，被网民斥为“中国式碑剧”。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1.5万名日本移民（大多为老弱妇孺）集结哈尔滨市郊方正县，寻找回国途径，其中5000多人因体力耗竭和疫病流行而倒毙，合葬于日本人公墓；另有4500多妇女儿童滞留，得到当地人的收养照顾，使方正逐渐演变成有名的侨乡，华侨人数和归侨侨眷居黑龙江全省之冠。一块看似普通的墓碑，沉淀着深沉而复杂的民族情感，最终演化出民间“义士”的泼漆壮举和砸碑闹剧。何以至此？还得从日本移民“开拓满蒙”说起。开发满蒙新天地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俄国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旅顺口、大连湾和南满铁路等诸多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任日本陆军参谋长、“满洲创立委员会”委员长的儿玉源太郎大将，以其曾任台湾总督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战后经营满洲的构想。

他和下属后藤新平共同撰拟了一份《满洲经营梗概》，主张以铁路经营而不是以军队为中心进行殖民统治，“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要诀”—表面上假装经营铁路，暗地里采取包括移民在内的多种措施。这是日本官方文书中首次提出要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满洲经营梗概》迅速提交到日本最高决策层。次年11月，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正式成立，后藤新平被明治天皇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他很快制定了一个向中国东北移民50万人的计划。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据此向国会提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人的倡议，得到军政要员的响应和支持。1912年，关东州总督福岛安正大将视察关东州大魏家屯时，发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水稻长势良好，决定首先向这里移入日本农民。1914年，山口县爱岩村及下川村的19户农民移入这里，取两村的各一个名字命名为爱川村，这便是日本向中国东北移入的第一批农业移民。这以后，福岛安正频繁回国鼓动军政各界，宣扬“满蒙开拓”的重要性，煽动农民离开家乡前往满洲开发“新天地”。但由于当时世界性的农产品价格低下，农业开发成本过高，日本的移民政策成效甚微。据1914年统计，在东北从事农业生产的日本移民仅为61人，耕种土地370余公顷。在日本官方策动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同时，满铁也开始筹划向满铁附属地移民，建设试验农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铁路，防范抗日势力”。满铁先是采取安置复员铁道守备队员的办法，在满铁附属地安置了数十名复员守备队员，经营烟草、蔬菜、果树等业务；接着又从国内移入一批日本农民，分布在满铁沿线。1924年，美国政府颁布移民法，对日本移入美国的人数予以限制，致使日本移入美国的人数每年减少2800人左右。日本当局为了减轻国内压力，缓解农业的萧条，再次筹划向中国东北移民。尤其是1927年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后，“满蒙生命线论”甚嚣尘上，1928年，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大连设立农事会社，招募日本农民移入东北，但由于土地、资金的不足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一些农民来而复返，到“九一八”事变前，仅有74人定居。武装试验移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政府立即召开了由陆军、海军、外务、大藏、拓务等五大臣组成的“五相会议”，充分肯定“九一八”事变不仅是“解决满蒙悬案的极好机会，又是将大批日本人移居满蒙新天地，解决人口过剩和农村贫困的一石二鸟方策”。

与此同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也携带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满蒙开发方策案》返回东京，征求军政各界意见，初步成型了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的构想，并由关东军制定《关于满洲移民要案》，决定采取屯田兵制的方式，首先移入武装移民，以“确保农村纵深地带及边缘地区的治安”。

板垣征四郎1932年8月30日，日本第63次议会通过了移民经费预算，批准第一次移民经费为107850日元。这样，从上到下，日本军政当局一致确立了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的政策。具体实施移民政策的骨干分子有俩人。一个叫加藤完治，原是日本茨城县国民高等学校（高中）的校长，早年就提出过“海外移民论”，积极鼓吹对外扩张。日本刚吞并朝鲜后，他就上书当局，极力主张向朝鲜移民。“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又起草《满蒙六千人移民案》，提交拓务省和内阁会议。另一个是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其人是1928年爆杀张作霖的现场指挥者，“九一八”事变后任伪吉林军顾问。他主张以退伍军人为基干组建屯垦军，一方面可以协助关东军维持治安，一方面屯垦戍边，伺机北犯苏联。

加藤与东宫走到了一起，俩人分工合作—由加藤回国招募移民，东宫则跑到佳木斯一带落实移民地点。日本国内给移民活动大开绿灯。日本内阁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决策案后，日本“在乡军人会”本部立即在茨城、木、群马、新、山形等11个县展开了招募活动。因为上述11个县地处偏僻，农村贫困，人口过剩，而且入侵东北的第二、第八、第十四师团的士兵大多来自这些地区，与移民有同乡之谊，易于沟通和配合。当时提出的招募条件是：1.出生农村，身体健康，有从事农业的经验者；2.在部队训练成绩良好，未满30岁者；3.有独立生活能力者；4.无家庭牵累。在政府鼓动下，许多在乡（退役）军人踊跃报名，很快按照上述条件招募了492人。他们先在国内进行了20余天的训练后，于1932年10月3日，由现役军官市川中佐为团长，组成第一批武装移民团，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10月14日，当他们经水路到达佳木斯时，还未下船就遭到东北抗日民众的袭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勉强登陆进入市区。由于东北抗日武装的袭扰，这批武装移民无法进入预定的移民点，被编成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配合日伪军担负佳木斯的警戒任务。直到1933年2月11日，他们才进入佳木斯的永丰镇，更名弥荣村，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移民的第一个据点。第二批武装移民455人，由团长宗光彦带队，1933年7月，进驻距永丰镇40公里的七虎力河畔的湖南营，取名千振村。此两批武装移民进入东北后，强占当地农民1000余垧已耕地，并协同日伪军残酷镇压和盘剥当地民众，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爆发了“土龙山农民暴动”，一名日军大佐、数十名日伪军在暴动中被抗日武装击毙。由于中国民众武装抗日运动的高涨，第三批武装移民拖到1934年10月才成行，全员300余人，进驻绥棱县的瑞惠村。第四批武装移民拖得更久，于1935年9月进入密山县（今密山市）的城子河与哈达河。第五批武装移民于1936年7月进入密山的永安、朝阳、黑台、黑台信浓等四个村。以上五批武装移民总计3000余人，前后历时四年之久，称作“武装试验移民”。武装移民进入东北后，首先遭遇的是当地民众的武装抵抗，据不完全统计，第一、第二批武装移民中先后有39人被抗日民众击毙。加之生活条件、环境、待遇等同当局的宣传大相径庭，因此，大多数移民思想动摇，情绪低落，纷纷要求回国，甚至像患了传染病一样，先后有千余人提出离队回国申请，最后有157人宣布退团，日本当局称之为“屯垦病”。百万户移民计划武装试验移民虽然失败，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国策。1934年12月，日本陆相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移民政策，并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实施基础要纲》，分别送达日本军政机关。接着，日本政府决定成立“满洲拓植株式会社”（后改称“满洲拓植会社”）、“满洲移住协会”及“满鲜拓植株式会社”等机构，为实施大批移民计划奠定了组织基础。1935年7月，日本政府拓务省正式出台《关于满洲移民根本方针之件》（即“百万户移民计划”），计划从1936年开始，以5年为一期，先向中国东北移入10万户农业移民。在此基础上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总计500万人。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毅出台组阁，将该计划列为七大国策之一，伪满政府也将接收安置日本移民列为“三大国策”之一。从1937年开始，百万户移民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到1941年为第一期，五年内移入10万户，50万人。以后每五年递增10万户，到1956年实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但计划实施后，到1941年，实际移入东北的日本农民为46462户，107703人，按人数统计，仅完成计划的21.5%。在这期间，日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分村分乡”计划及组织“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前者是将计划迁移的村、乡的全部或半数以上农民迁移到东北；后者是招收16岁以上的青少年（实际有13、14岁的少年加入），组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以军事化的组织形式，由现役军官带队，先在国内或东北进行半年以上的训练，然后开赴现场。

伪满时期，由日本驶往大连船上的“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的合影日本当局组建“满蒙青少年开拓义勇军”，除了扩充移民数量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关东军的后备兵源。从1938年开始招募到1945年，前后组建有246支青少年义勇军，总人数为86530人（另一说101000人）。从1942年开始，日本实施第二期移民计划。这时的日本，因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致使人力、物力、财力都出现异乎寻常的困窘，关东军加紧实施“北边振兴计划”，疯狂掠夺东北的战略资源，急需大批劳力及日本移民的协力，于是又掀起一场移民的小高峰，到1942年末，大约移入日本移民51240户（包括朝鲜移民）。1942年以后，日本战局举步维艰，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也陷于萧条期。综上，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总数约为27万人（也有28万、29万人之说）。关东军的“弃民”日本政府之所以将移民计划列为国策之一，目的很明显：一是解决日本农村的剩余人口，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二是通过增加日本移民数量，使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数量提升到一定比例，进而彻底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三是利用日本移民维持殖民统治，镇压反满抗日运动；四是就地解决关东军的后备兵源等。原本生活贫困、居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农民进入中国东北后，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一，受到殖民统治当局的信赖自不待言，经济上除享受日本政府的补贴外，还从伪满政府领取优厚的待遇，彻底翻身。日本移民进入东北后，名为“开拓”，但迄今为止，日本移民开垦荒山荒地的史料极其少见，他们利用的土地、家园大多是以低于市价几倍、十几倍的价格巧取豪夺而来。如巴彦县日本会阳开拓团，通过强买强卖，人均占地达15.65垧，而当地农民人均只剩下0.73垧，失地农民转而给日本开拓团民当佃农。阿城县（今阿城市）四道河子一带有个日本丰村开拓团，该地原住民被日军用刺刀逼进“集团部落”里，1000余垧已耕地落到日本移民的手中，同时还霸占了近30平方公里的山川。另据依兰、桦川、勃利、密山、宝清、虎林等县市统计，日本移民强占当地土地达全部可耕地的57.5%以上。日本移民还自觉不自觉地以“大和民族”自居，“君临”东北农村。尤其是各开拓团长，多是在乡军人出身，他们置身于伪满政府的法律之外，肆意欺压百姓，奸污妇女，侵吞民财，甚至动辄以“反满抗日”为名把不顺从者塞进监狱。

在东北土地上耕种的日本开拓团村民1943年，日本宪兵在巴彦、木兰、东兴逮捕了10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民众，其中一部分人的名单就是会阳开拓团提供的，很多人直接被他们抓进开拓团团部施刑。另有史料证实，在五常县（今五常市），一名叫铃木久的开拓团民，仅因为一位农民不肯听他支使，便将其杀死，事后却只被判了4年徒刑。密山日本移民高桥智雄当众抢夺农民的耕马，对方不从，竟行凶刺死对方，还扬言道：“在满洲干什么事都没有顾忌!”日本移民因其肆意胡为，被中国民众背地里称为“屯匪”。由于日本的移民侵略，一批当地农民被逐出家园，日伪当局将这些人称为“内国开拓民”。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被驱赶到荒漠或边远地区，得不到日伪当局的丝毫补贴，过起野人般的生活。有资料证实，宁安石头站附近的八个村屯，因为地理位置方便，土地肥沃，日伪当局强迫当地农民迁移到黑河，声称黑河出金子，三年内不必缴纳“出荷粮”，不当劳工等等。结果，八个村的农民被迫举家迁往人生地疏、衣食无着的荒凉之地，只能住草棚、吃野菜。据初步统计，仅宁安芦家屯300余户、1500余人迁移到黑河偏远地区后，三年间病、饿死者达287人，占总人口的19.1%，其中有谭姓和尤姓两家人因冻、饿、病等原因死绝。日本战败投降时，日本移民中的青壮年大多充军上了前线，剩下的多是老弱妇孺，许多人在撤退转移途中受尽磨难，死于非命，还有些人在开拓团长的率领下集体自杀（如麻山事件），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数据显示，日本投降后，大约27万日本移民中，非正常死亡者约为78500人，其中集团自杀（包括个别自杀者）11520人，另有约7000余名10岁以下的儿童被丢弃在东北，除夭折者外大多被当地中国民众收养。还有一部分18岁以上的少女、妇女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形成近代中日民间交流史的第一次畸形婚姻，也是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人二世、三世（即母亲或外婆系日本人）返回“祖国”的成因。这些日本移民在二战末期之所以颠沛流离，缘于关东军的“弃民政策”。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不久，731细菌部队、化学部队人员（包括家属）、在东北的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官员、满铁社员、企事业机关人员及其家属几乎全部安全转移回内地。唯有日本移民在统治集团的心目中没有位置，视为随时可以遗弃的对象，既没有发出任何形式的照会或通知，更没有安排任何转移措施，造成大批移民乱了方寸，惶惶然盲目逃遁，甚至将自己的子女丢弃，酿成影响迄今的日本“残留妇人”及“残留孤儿”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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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王希亮
 责任编辑：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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