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慕新加坡的年轻人,买房不用啃老

先看几个描述。
1、这个国家房价在全球排名第七。
2、居者有其屋。
3、房价已连续下跌了三年，对经济似乎并没有太大影响。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每一条都是矛盾的。
房价高，意味着买不起房，谈何居者有其屋。
在中国，房价如果连续下跌几年，经济肯定扛不住，有崩盘的风险。
这个奇葩的国家是新加坡。
最近想找机会去新加坡，于是研究了一下这个国家的房地产。
还顺带着研究了一下香港。
因为，新加坡和香港太像了。
两座城市都是由若干岛屿组成的弹丸之地，都地掌握着交通要道。
历史上，二者都曾于19世纪上半叶开埠，都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也同是世界重要的金融贸易和海洋交通运输中心。
社会环境上，早期都有大批福建、广东移民入住，形成了以华人为主的社会，至今通用中英双语。
二战以后，两者都以飞速发展，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指标排名中，香港和新加坡不分伯仲。

数据上，新加坡的面积和人口几乎都是香港的2/3。
相比较，新加坡地更狭、人更多。
而如今，在香港人挣扎着如何买房“上车”，新加坡几乎已经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1
一段往事
一切要从一段往事说起。
1953年，香港浃尾木屋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数万人无家可归。
大火之后，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在短时间内安置大量无家可归的居民，就在废墟上的石硖尾邨兴建了29栋大厦，以供灾民入住。
自此之后，政府开始兴建公共房屋，为低下层市民提供住屋福利。

（1972年石硖尾屋邨边的居民活动场所）
公屋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诞生了。
没有宏伟的蓝图，没有远景的规划，只是迫不得已的应急之策。
之后，在公屋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居屋（类比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一为出租，一为出售）。
如果说公屋制度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香港的住房压力，
那么，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加坡的命运。
2
居者有其屋
“居者有其屋”，
这话在新加坡，已经说烂了，
但的的确确是新加坡一张最有力的名片。
当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为了一套房苦苦挣扎，甚至一辈子被房价绑架的时候，
新加坡人早早地拥有了一个安稳的住所，既不用担心高房价，也不用为高房租忧心。
然而，50年多前的新加坡，完全不是如此。
当时的新加坡，不仅政治、经济上脆弱，还有1 / 4人口没有固定、合法的住房保障。
1960年，受香港公屋制度的启发，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代表政府建设组屋（即公屋），负责组屋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和建造。
建屋局在头三年就推出2.1万套组屋。
1964年，新加坡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
到1965年，共推出5.4万套组屋。
1966年，新加坡制定通过了强制征用土地的法律。
到1975年，已经有47％的居民住进组屋。
到1985年为止，建屋发展局已经控制了新加坡75%左右的土地资源。
土地，是组屋制度里最关键的环节。
因为可以强制征地，新加坡政府只需要进行大量的建筑补贴，而不用考虑最基本的土地资源问题。
所以，与其他国家的经济适用房不同，新加坡的组屋并不是建筑在偏僻地段，而是大多数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地方，不乏很多黄金地段。
新加坡的组屋不仅多，而且好。
两室一厅、三室一厅、四室一厅的户型都有，和普通公寓住宅已经没什么差别，甚至更胜一筹。

社区的配套设施十分完善，除了大型商场和医院、学校之外，组屋的底层有专门的社区客厅，可以给老人和孩子提供专门的休闲娱乐场所。
外媒都发出惊叹：这是豪华酒店？

在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建屋局总共推出了90万间组屋。
目前新加坡大约85%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而另外15%高收入家庭住在私人发展商推出的高档商品房。
由于组屋由政府兴建，而且配合公积金强制储蓄和土地征用制度，因此不会像市场价格那样大起大伏。
据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新加坡居民家庭人均月工资收入为3142新元（新加坡元兑人民币约1：5）。
按此计算，一个普通新加坡人3年的工资收入，就可买一套二房式组屋。

（图片来源：网易家居）
虽然我们看到的新加坡房价世界第七贵，是因为在组屋之外，只留下了少数价格昂贵的商品房，给高收入者和外来购房者交易。
外国人想买便宜的组屋？
别做梦了，他们根本没有资格买组屋。
甚至是新加坡本国人，也有十分严格的交易限制。
炒房，在新加坡根本没有可能。
所以，即使商品房价格昂贵、泡沫严重、连年下跌，对当地总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毕竟绝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已经实现了安居。
香港与新加坡，同一个因，却种下了不同的果。
当年“房屋制度”的老师香港，已经被落下了一大截。
在香港，只有低收入者能够入住环境并不太好的公屋。
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产，仍在蜗居，仍是房奴，仍在和世界上最高的房价体系抗争。
3
两种制度的对抗
同样的公屋制度，新加坡却和香港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
真正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体制。
之前看了一个视频，内容略敏感，一直传不上来。
简单复述一下。
1992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到访香港大学讲话，与时任港督彭定康就民主问题展开论战。
李光耀称“我从不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
场下的香港人一片哗然。
香港奉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政府干预少，讲究“无为而治”。
新加坡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对市场进行全面干预。 
因而，对于一向信奉“自由主义”的香港人来说，李光耀的讲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前面提到，强制征地是新加坡组屋制度最重要的环节。
一直以来，新加坡征地地价的赔偿额都远远低于市价。
直到2007年，新加坡政府才大幅修订土地征用法令，才把受征用房地产的潜在价值考虑在内。
这样的政策，从今天看，实际上是牺牲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成全了大部分人，才有了今天百分之八十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的壮观局面。
但在征地的过程中，远远低于市价的赔偿额，造成了当年私人业主的不满，引发了大量的抗议。
这样的尺度和魄力，世界上少有政府能把控。
而在自由民主的香港，这更不可能发生。
首先，香港尊重私有财产，征地困难。
且征用土地时，政府按市场价补偿，但往往大家对市场价是有分歧的，需要聘请律师、会计师、测量师来做评估，且费用都由政府支付，过程冗长、代价高。
其次，在自由经济的市场里，修建大型设施要争取多方意见，权利任性是被抵制的，效率也因此降了下来。
一个住香港的朋友说，家附近的地铁修了7年，还在进行中。
因为一个老太太投诉，港珠澳大桥搞到工期延误，成本提高了几十亿。
因而，一幢公屋的修建时间，从提出计划到建成，也比新加坡长很多。
另外，新加坡建屋局，直属国家发展部，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其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
而负责香港公屋建设的香港房委会实质上是一个赢利机构。
有人说，如果将社会财富比做一锅粥，那么市场经济环境中，香港房委会没理由不合理合法地分一杯羹。
而新加坡政府则将所有的粥给了自己的子民。
当然，这里不讨论孰是孰非。
只是从最终的结果看，
香港成为了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城市人口、产业都被高房价绑架，经济持续疲软。
这十来年，香港人似乎只做了两件事。
一，炒房。本港人炒，内地人跟着炒。
二，吵架。和政府吵，和内地人吵。
而新加坡在居者有其屋之后，有恒产者有恒心，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也开始高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