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高涨,会导致年轻人无心科研和学术!!!

在房价昂贵的城市里学习或工作往往意味着没法住宽敞的地方，或者必须和室友合租。
STR/AFP/Getty
但是作为初来乍到这个城市的人，Loutit还有一件烦心的事——找到一个预算内的住处。“我和女朋友找了快2个月了，”他说，“悉尼的房租真是太荒唐了。有些一室的公寓没有厨房，卫生间还要和别人公用，房租却要450澳元一周（合337.9美金）。”
不管是在悉尼还是巴黎，伦敦还是旧金山，年轻的研究者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那些最负盛名、最令人向往的学习和工作的地方的房价和房租也是最贵的。不管研究生和博士后是想租房还是买房，以他们微薄的收入想找到栖身之所实为不易。
Emily Roberts和丈夫Kyle在2014年建了一个关于个人理财的博客（Evolving Personal Finance）。她说，许多科学家在开始读博或者接受博士后职位之前压根就没考虑过当地的房价。这个博客的姐妹网站（gradstudentfinances.org）为博士生提供财务建议。她表示：“你可以去攻读符合你的喜好、能给你最好的训练的博士学位，但是还是得在成本方面留个心眼。” Roberts还说，要想生存下来的话，研究者需要关注当地的住房市场（参见“世界各地的房租比较”），寻找可以申请的住房补贴和支持计划，而且要愿意做出妥协。这可能意味着要把住房标准放得比预期要低。

Source: Numbeo
Roberts获得了杜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的学位。她读博的城市是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它的房价相对来说并不高，但当她的丈夫在房价贵得多的波士顿找到了博士后职位后，他俩就必须精打细算了。她说，“在把生活成本和要交的税算进去以后，他的收入比在达勒姆读博的时候还少。”面对这样的现实，最后他拒绝了这份工作。
Roberts表示，住在房价高企的城市里必然要做一些取舍。她最近为纽约和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博士生提供了一些财务建议，这两个城市属于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其中两个科研中心。“做选择很艰难，而且选项都不怎么样”，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都和室友合租，或者住在那些只提供基础必需设施的狭小公寓里。其他人住在离实验室很远的地方，不过这种决定也要付出代价。她说，“通勤的时间很长，而且这真的会影响你的职业发展。”
入不敷出

对于Gary McDowell来说，博士后期间往返于实验室和住处的漫长通勤让他不胜烦恼。他每天要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之间往返，单程至少要花一个小时。一开始，McDowell和丈夫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租了一个2居室公寓的一个房间，房租是每月1300美金，但是后来他们在普罗维登斯找到了一整套公寓，价格还一样。
McDowell表示，每日的通勤迫使他必须要提高工作效率。他现在是加州旧金山的未来研究（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官，这个机构为青年科学家提供倡导服务（advocacy）。他必须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不方便在夜里或者周末突然出现在实验室里，所以必须在工作日把实验都做完。
不过在一些房价高昂的地区，研究者能够得到帮助，减轻住房负担。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后可以在校园附近申请有补贴的住房，不过这些房子总是供不应求。在英国，获得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博士生如果在伦敦做研究，那么每年可获得额外的2000英镑（合2586美金）的补贴。

类似香港的城市缺乏大众负担得起的住房，因此居住空间常常是逼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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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的博士后有自己的工会，在合同谈判时，他们可以利用高昂的住房价格作为筹码，要求为新来的研究者支付最低为48 216美金的年薪。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规定的有2年经验的博士后的工资。另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还为满足条件的学生提供每学年2400美金的生活成本补贴。考虑到在旧金山一个一室公寓的房租要超过每月3000美金，该校的一片好意可谓杯水车薪。
英国牛津是另一个让人入不敷出的城市。根据英国《卫报》在2017年2月的一项分析，牛津的平均房价为385372英镑，是这个城市平均年收入的10.7倍，英国房价和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就是牛津。对于想要租房子的年轻研究者来说，日子也不容易。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心理学讲师Emma Davies 表示，“你可以在牛津每月花1200到1500英镑租到一个两居室的房子，但是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的年薪可能只有35000英镑。你工资的一大块都拿去付房租了，根本没办法存钱。”
Davies透露，牛津的住房紧张使牛津大学的招聘工作也变得棘手起来，“人们说，‘我不可能来你这里工作，成本太高了。’”
在英国剑桥大学，Ewan St John Smith表示，他的神经药理学实验室在招聘博士后时还没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他承认，以博士后的工资在这个城市里也活得比较憋屈，尤其是对于那些要养家的博士后来说，“在一些地方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 。虽然剑桥大学声望很高，但是过高的房价已经让剑桥损失了一些潜在的应聘者。他说，“如果你在英国北方有一栋漂亮的大房子，然后来剑桥看到这里的房价，问题就出来了。”剑桥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也是让人退避三舍的因素，“我们这里有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没有翻新了。房东根本不急着给老房子整改。”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巴黎高师的物理博士生Juliane Klamser表示，巴黎也不乏质量低劣的住房。“有许多公寓的玻璃都破了，浴室里发了霉，家具又旧又破，”她说，“你一走进去就不想呆着。但是它们还是很贵。”
来自德国的Klamser表示，外国人最后可能只能找到这个国家最糟糕的房子，“在我的公寓里大多数博士生都是外国人”。法国的法律对租户实施了强有力的保护，因此房东在选择租客时会精挑细选。她说，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房东更希望有法国人来为房客做担保，而且也不会为有博士学位的研究者网开一面。许多外国学生请求博士导师做自己的担保人，但是Klamser表示自己和导师还没熟到这份上。她在一个逼仄、发霉的公寓里熬了快一年，然后才搬到同事腾出来的一个更好的住处去。
来自堪培拉的Loutit表示，悉尼的外国学生在找住处时还有一个额外的挑战，“他们没法提前过来看房子”。悉尼和欧洲或北美城市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过来看房子是不现实的，“而且学生公寓很快就都租完了”。
但是在其他地方，外国学者的待遇就好多了。新加坡最大的科研机构——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为在该机构工作的外国博士后提供数量可观的住房补贴。新加坡公民、医疗生物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al Biology）的生物医学博士后Ang Siang Yun 表示，“许多博士后住的地方比我的还好，他们住在有游泳池和健身中心的豪华公寓里”。她称，一些国际博士后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新加坡元（合720美金），甚至更高的补贴。一位A*STAR的发言人并没有透露相关细节。
但是她也承认，和其他地方比起来新加坡的房价已经不算高了。她曾经在旧金山做过6年的博士后研究，那里和新加坡的对比使她震惊，“在旧金山，收入租金比很残酷，但在新加坡就过得去。”她目前的博士后薪资大约是在旧金山时的2倍，她和其他2个人合租了一个3居室公寓，每月的租金是1000新加坡元。
掌控你的财务状况

Roberts建议科研人员在考虑跳槽时要先研究一下当地的生活成本。一旦落脚了，就要在脸书或者大学网站上找一找在线社群，看一看有没有短租的选择，不管是公寓里的一个房间或是大学宿舍。“这能帮你在新的城市完成过渡，帮你应对新的住房市场”。研究人员在长租之前也要考虑所有的住房选择余地。
那些觉得已经找到了合适住处的人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房租可能涨得比收入快。Roberts 说，“在一个新城市里你可能觉得第一年还过得去，但是到了第五年日子可能就会很艰难了。”她建议，在和导师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时，要给数据，“如果你说，‘我的房租涨了10%，但是补贴才涨了3%’，他们可能会考虑你的意见。你要给他们真实的数字。”年轻的研究者在和同事讨论数字时也不要扭捏，这可以帮助他们弄明白自己租的房子是否物有所值，也可以听听别的选择。依靠这些策略，Roberts在读博期间已经搬了2次家，显著减少了房租的开销。
当然了，在生活成本相对低的城市里学习或工作可以减轻很多压力。St John Smith表示，他在柏林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做博士后研究时完全能租得起一套公寓，“科学很伟大，做一个正常的学者也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但是如果年轻的科学家能提前做些功课的话，在收获一个位于昂贵城市的优渥的职位邀请时，住房开销大可不必成为理想的拦路虎。Ang打算在新加坡做完这轮博士后之后回到旧金山。Klamser也说她在搬到巴黎时从没有犹疑过。“我知道这里的环境适合做研究，没有理由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高就放弃，”她说，“你要勇往直前。
房价高涨，收入下滑会导致年轻人无心科研和学术

作者：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作者、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3年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国家“万人计划”），同年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2014年入选“北京市优秀青年人才”。
其实，知识中产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像学者、医生甚至媒体人都可以囊括在这个群体里边。今天在这儿，我更多想谈的是，科研人员这样一个群体，想谈谈高房价与低收入给他们带来的焦虑。
可以说，房价现在几乎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有时候甚至觉得到哪都有人在为高房价烦恼忧虑。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中国一线城市房价的飞涨。

前段时间，我去了趟华为公司，他们的负责人也很担心，深圳房价这么高，怎样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到华为工作。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华为已经有一部分搬去了东莞。这可是华为啊，中国最牛的高科技企业了吧，但即便是他们，也同样在为高房价难以吸引人才而烦恼。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
高房价加剧了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
我在这里介绍一组数据，大家一起来感受下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高房价到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第一个数据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的共同研究。他们发现，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居民的财产差距迅速增加，2010年全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已达到0.73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之一。
再来看第二个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的统计显示，中国排名在顶端1%的精英阶层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排名在50%以下的家庭其财产总量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7%。
从以上数据足以看出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平等，而且这种分布不平等已经远远超出收入的不平等，导致这种分布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便是房价，尤其在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贡献了基尼系数的38%。在剔除房价上升因素后，学者们发现居民的净财产分布仍然非常不均等，然而不均等程度有了大幅度地下降。以全国样本为例，剔除房价上涨因素后，居民净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由之前的0.739下降至0.663，降幅超过10.3%。
由此可见，任由房价再这么涨下去，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真的是时候控制房价了。
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房价节节攀升，收入却不增反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来谈知识中产的焦虑问题，我主要以一名高校教师的身份来谈一些自己的切身感受。可能在不少人看来，高校教师是一个高收入阶层，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高校里边收入高的教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就好比全国高校那么多老师，但真正算得上是知名专家教授的并不多，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者说高校教师的收入并不高。
这里，大家可以看看下边这组数据：

具体到我个人，我是2006年到人大工作，那个时候，人大附近的房价大概不到6千元/平方米，我当时作为讲师的一个月工资刚好够买一平米房子，这样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可能得工作个七八年吧。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价格。
可惜的是，十年过后，尽管人大讲师的工资涨了一些，由过去的六千涨到了现在的八九千，但人大周围的房价却已经在8万元/平方米以上了。这样一来，老师们的收入同房价的距离，就像是嫦娥追月，越追越远。我很难想象，最近几年进入人大的老师，如果没有家里的资助，又或者没能找到一个有钱的媳妇（老公），他（她）拿什么在北京买房。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从农村出来的，恐怕是打破头也买不起吧。
关于教师的收入，我们再来看下国际对比，数据显示，中国老师的收入全球排名倒数第三，排在前三位的则是加拿大、意大利和南非。

有人会说，工资只是教师收入的一部分，今天在这里我也来谈下这个问题。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高校、报社、事业单位，一般这几类体制内工作被认为是低工资、高福利。而现实是各类福利的发放更加规范，在一、二线城市房价迅速攀升的同时，知识中产在单位的实际收入却在下降。
还有一种声音会说，你们工资虽然低，但是你的孩子可以上人大附小。但并不是所有学校老师的孩子都能上人大附小，也不是所有学校都有人大附小这样的“福利”。
也就是说，过去在高校，还可以将工资少、福利高作为一种常态，但近年来，工资不涨福利减少却成了常态。福利为什么会减少？因为反腐之后福利的发放更加规范了，高校里边各种福利都不能随便发了，出去开会都不行了。对很多从事科研工作的老师来说，还有一件事令他们叫苦不迭，那就是课题报销越来越难了。多方面作用，教师的体制内实际收入其实减少了，这让他们怎么能不焦虑？
那么，怎样才能缓解焦虑呢？没什么好办法，唯一可行的就是多想“办法”。我称之为“焦虑下的多任务代理”，一个老师要增加收入，一方面要做课题、做咨询、写政策报告；另一方面还要参加各种会议、讲课甚至去创业，总之就是承接各种科研工作以外的事。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人力资源错配，既降低了劳动分工的效率，削弱了科研本职工作，扰乱了学术风气，也摧毁了知识中产批判社会的道德优势。
是时候告别土地财政了
如果说高房价导致了知识中产的焦虑，使大家无心科研和学术，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我觉得办法还是有的。房价高的原因什么？实际是因为土地财政。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发展型政府，也是一个逐利主体，要追求预算收入最大化，他们一旦可以卖地就会变得非常疯狂。
而土地值钱是因为城市。城市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公共产品，它可以提供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文化等各种公共服务。到城市里生活，就能享受这些公共服务，而政府会觉得，这个服务是它提供的，于是政府就要收钱，土地财政则是将城市政府这一公共产品以土地价值的形式一次性折现。
但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就一定会导致土地价格上涨。理论上，存在一种可以让房价缓慢上涨的城市化模式。举个例子，可以将土地出让金改为收房产税或建公租房收租金，这是细水长流。但这种方式，在现行体制下可能行不通，因为它与追求短期经济绩效的政府目标有矛盾。
而如果改变考核体制，则无法实现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目标。地方政府背着GDP的压力，而且每一届政府主要官员的任期，也就两到三年，为了政绩，他们只在意如何让经济增长更快，而不会去考虑细水长流的问题。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解决高房价的唯一办法是继续推进改革，通过进一步改革让各级政府摆脱对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也唯有改革，才能解除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的“绑架”。

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的“绑架”
一个社会，只有当知识分子具备了经济上的安全感，不为衣食住行发愁，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中流砥柱，进而为整个国家的前进贡献出自己的智慧。
来源：百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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