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葫芦岛百万日本侨俘大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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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9日至5月1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终于实现来华访问，提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而王毅外长“听其言，观其行”的话音未落，岸田文雄就转战泰国等东盟国家，鼓动其在南海问题上和中国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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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几年时间里，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一再陷入低谷，其中的原因日方自己最清楚。”不认清历史，就无法把握未来。让我们随《文汇报》记者郑薇、温潇的笔端，再次重温一段中国善待和遣返日本侨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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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否则，侵略之念再萌，未来的世界史上恐难找日本的名词了！”</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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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时任解放军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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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仍有一百多万日侨俘滞留在我国东北地区。是年5月7日18时30分，从辽宁葫芦岛港口启程的两艘遣返船，满载
着2489名日侨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后的3年里，从葫芦岛港遣返的日侨俘总数达1051047人，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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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郑蔚/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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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述说的是中日关系史上极为特殊的一页：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仍有一百多万日侨俘滞留在我国东北地区。是年5月7日18时30分，从辽宁葫芦岛港口启程的两艘遣返船，满载着2489名日侨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后的3年里，从葫芦岛港遣返的日侨俘总数达1051047人，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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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当年被遣返的往事，多年前重返故地的立石节子女士说：“自己能活着回来，真是不可思议，是我的幸运。当年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说不定我已经死了，能活着回来真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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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地区的百万日侨俘大遣返，说明中国政府和人民认真履行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其返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70年前，中国政府和人民尽其所能帮助百万日侨俘回国，体现了受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曾潜心研究这段历史的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志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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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善待战败国的侨民和俘虏，尤其是曾深受侵略者祸害的胜利者能有此人道主义善举，迄今为止并不多见，这同样不应被后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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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遣返难民的船“白山丸”</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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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回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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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人，其中日本军人（含随军家属）和民间人士约各为一半。这其中，滞留在中国各地的日侨俘多达350万人，占日本滞留海外总人数的50%强，这350万人中还不包括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59.4万日军俘虏。”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亚新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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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29日，重庆中美联合参谋会议提出备忘录，要求“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10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美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制订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该计划明确了遣送日侨俘“先关内后关外”的原则，以及由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港口集中与输送、美军组织船只负责海上输送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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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月10日，军事三人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和美国代表马歇尔共同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代表罗伯逊和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协调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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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国策移民”，战败后形同弃民</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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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中国境内的日侨俘数量如此之多？”张志坤说，“1905年9月，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从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国东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及其附属地。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大侵略，日本统治集团提出了‘满洲移民论’。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就竭力鼓吹‘满洲移民’。首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称：‘经营满蒙的诀窍，在于实现满洲移民中心主义……我们在满洲应占有以客为主、以逸待劳的地位。’为此必须‘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其中以移民为最’。1908年6月，后藤新平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建议：‘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为五十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超过一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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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记载，1902年时，大连地区仅有日本人300余人；到1915年，增加到84572人，并在金州大魏家屯建立了第一个日本移民村“爱川村”，全村由19户日本移民组成。为建立这个移民村，关东都督府强行没收了中国农民已经开垦的水田，转交日本移民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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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日本占领东北期间掠夺了大量东北农产品运往日本本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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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向中国东北移民“是解决起因于‘土地饥饿’的日本农村问题的唯一出路”为由，制定了《满蒙移殖民计划》。日本关东军还强调移民是“满洲建国的根本性课题”，必须使大量的日本移民“真正成为新国家的核心”，并制定了《屯田兵制移民案纲要》等文件，将原来的“普通移民”改称为“特别农业移民”，即“武装移民”，目的是“充实日满两国的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1933年2月，第一次日本武装移民团入殖黑龙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建立“弥荣村”移民团。1936年4月，日本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截至1944年9月，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人数达到了166.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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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弥荣村开拓团</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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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5年苏军即将对日宣战前，这些日本移民的命运如何呢？张志坤告诉记者，1945年7月，苏军对日开战在即，关东军却确定其防线为“新京（长春）至大连一线以东、新京至图们一线以南”，这就将绝大多数日本开拓团移民置于防线之外。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8月14日，日本政府还向其驻外公使馆发出训示，强调各地日本移民“现地定着”，实质上等于是“就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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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战败后，近百万日侨从东北各地逃亡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当时的日本人会向东京连发3份电报，哀告‘眼看冬季降临，约八十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无住处、无钱，陷入绝境’。但这些电报如泥牛入海，毫无回音。时任东北日侨救济总会会长的高碕达之助只得派员携密信回日反映危情，可日本政府依旧没有拨来一分钱。”关亚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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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关东军向苏军投降</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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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满目疮痍，国共协力遣返日侨俘</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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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本移民”到“现地定着”，揭示了这些移民在日本统治当局眼中不过是侵略工具和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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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日本移民是日本的下层民众，他们也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战争后期，因为日本的兵员严重不足，移民中45岁以下的成年男子均被征入关东军，开拓团剩下的几乎全是老弱妇孺。关亚新说，我们在查阅当年的资料中发现，不少幸存的日本侨民讲述了他们的亲人被死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集体枪杀、放火烧死或逼迫自杀的事件。她举例说，《满洲开拓史》记载，绥棱县长山乡瑞穗村是日本武装移民所在地，当时共有开拓团员820人，1945年9月17日，代理团长下令全体成员自杀，共有495人当场服毒。当时有的日本妇女不忍心杀害自己的孩子，带领孩子逃进了山林，最后有52名妇女和孩子得以幸存，有的孩子送给中国百姓收养。而村里监督他人自杀的开拓团干部放火烧了村庄后，却逃到山上躲了起来，之后逃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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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伪三江省桦川县板子房（今黑龙江省集贤县丰乐乡东风村）开拓团本部，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后被中国人收养的幸存孤儿王桂英回忆说：“当时我们按照本部开拓团的通知，只带最简单的衣物去本部集合。可万没想到，几个日本兵和开拓团的男人把我们二百多妇女孩子赶到东板子房，先要我们自杀，逼得好几个人跳了井。然后，又将不肯自杀的妇女孩子驱赶到学校里，将门反锁，便在四处点着了火。一些不肯进校的妇女孩子，直接被射杀了。一颗流弹飞进窗里，直接把我姐姐脑袋打穿了，她只惨叫一声，就死了。我妈抱着姐姐被人群挤得都倒不下去的尸体，放声痛哭……突然有人从屋子里砸开后窗户，接二连三又有些人跳了出去。这时候我妈妈也来了一股急劲，挤到窗口，先把哥哥和我抱起来放到窗外，随后拎着妹妹也跳到外边。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附近的庄稼地里跑，什么也不顾了，什么也不要了，抹黑钻进一块苞米地。为了不被别人发现，我们连口大气也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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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桦川县永丰镇移民团头目</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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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当地的中国人把几十个大难不死的日本妇女和儿童收养起来，才知道那天屠杀总共杀死了280个开拓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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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开拓史》还记载了一起“大泉子事件”。那是在伪滨江省宾县（今黑龙江省宾县），是日本福井、富山两县组成的第八次开拓移民。1945年8月15日，从哈尔滨撤退下来的伪满洲国军一部占领了宾县县城。分散于宾县境内的各开拓团奉命向大泉子集中。8月18日，听说伪满洲国军开始向大泉子开拓团发动袭击的消息，全孝村部落的120自杀身亡，随后集结于国民学校的今野乡部落133人，或放火自焚、或服毒自尽。此事件共死亡253人，仅有少数幸存者被宾县警察署收容，也有部分妇女儿童被当地中国百姓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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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东北日侨俘陷入绝境，翘首等待遣返之时，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筹备日侨俘的遣返工作。1946年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成立，处长由李修业少将担任。根据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的协商商定：除安东日侨75000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遣返，在大连日侨270000人由苏军负责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均经葫芦岛遣返。是年7月25日，中共代表李敏然（李立三）率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团乘坐美军专机飞抵沈阳，就遣返中共控制区内的日侨俘与国民党当局磋商，就日侨俘的交接地点、应遣人数、所需经费等达成协议。李敏然代表中共签订的《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明文规定：“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他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凡日人行经之处当地指挥官应负保护之责，凡有违反上列条款者，需从严处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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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坤说：“无论是东北民主联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派出官兵护送日侨俘，每列运送日侨俘的专列都配备武装警卫。在整个遣返过程中，日侨俘专列没有发生过一起抢劫、强奸或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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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0日，李敏然乘美军专机回哈尔滨前，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财务组长王尔纯将装有6000万元流通劵的箱子交给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团。8月20日，中共控制区的日侨俘正式开始遣返。至10月，东北民主联军共遣返日侨俘28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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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障日侨俘的遣返，在满目疮痍的困难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46年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共支出遣侨经费1.47亿元，并借贷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总处遣返经费1.74亿元。1947年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总处支出遣返经费总计2.44亿元，其中从中国政府借贷2.15亿元。1948年的遣侨经费高达11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也由中国政府垫支。为了将流落各地的日侨俘运送到葫芦岛，组织了1.3万余辆火车车皮。到1948年6月，东北辽沈战役即将打响，日侨俘管理处还利用空机返程的机会，将3871名日侨俘从沈阳空运到锦州和天津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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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宽大为怀，“没有对日本人民族报复”</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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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葫芦岛市龙湾公园里，有一块“恩”字碑，碑身后还有6棵银杏树。立碑和种树的是当年从葫芦岛遣返的佐佐木宗春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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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钱福云对笔者讲述了这位老人的故事：她24岁和中野义雄结婚，婚后没几天丈夫就应征入伍去了东北。因为思念丈夫，她一人辗转来到哈尔滨，终于找到了他，但只住了两天，丈夫部队又开拔了。两年后，她才得知丈夫已被苏军俘虏并在押往西伯利亚途中死去。绝望的她，在葫芦岛海边欲跳海自尽，意外地被当地的一位大嫂救下，大嫂还给她下了一碗面，打了两个鸡蛋。回国后，她重新有了家庭，并取得了茶道教授资格。2008年，这位日本老人第三次重回葫芦岛，捐资立碑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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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员的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回忆说，当时，我们遣送日侨一百多万，而遣送的日俘不过数百人，这是因为日军战败后，绝大多数日俘都已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但就是这些日俘中，仍有不少人有血债。我们在锦州、沈阳、长春待遣站查出的经过受害人指认的有血债的日本军人、浪人有三十多人。他们原本都换上了便装，急于逃回日本，以免受惩办。这些有血债的日本人被查实后，一律转交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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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一般日侨俘，中国政府的遣返安排不可谓不周到。关亚新告诉记者，为了让日侨俘了解有关遣返的规定和日本国内的情况，日侨俘管理处还创办了日文版的《东北导报》，从1946年3月17日至1947年9月20日，共在沈阳、长春等地发行了790期，发行量最高达3万多份。为战败国的侨民战俘办一份使用战败国母语的报纸，这在世界各国的报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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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日本版《东北导报》</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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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福云告诉笔者，当时，葫芦岛和锦州的两大待遣营地，均有齐全的生活设施，临时的医院、幼儿园、学校和商店一应俱全，妇产科能同时为30位妇女接生。据不完全统计，有120余人在此安全生产，只有两名胎儿因难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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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侨俘开始遣返前，日侨俘管理处即将注意事项告知日侨俘：除了枪支武器、望远镜等军用品，以及金银首饰等不可携带外，可携带的物品为：毛毯（棉花被褥）一套、棉花被一条、冬季衣服三套、大衣一件、皮靴三双，侨民携带钱款不分男女年龄人均1000日元；军官500日元、士兵200日元；考虑到航程2-3天，还规定每人准备3天以上的食品、调味品及使用的炊具。虽然不允许携带图文资料，但规定医生必备的书籍和学生的教科书可以携带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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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时不少日侨妇女得知日本战败，国内遭受原子弹轰炸，不愿回国。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年轻妇女，大约有数千人选择嫁给中国男人，留在东北，她们的条件是只要双方年龄相差不太大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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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当时就有少数日侨俘不服输，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为怀并不感恩，依然抱有军国主义的恶念。李修业说，有一次召集各地日侨联络处负责人开会，他讲话时日本人毕恭毕敬站着，几次让他们坐也不肯坐下，但散会后，他的日语秘书就听到有日本人说：“我们不久还要回来的，到时再叫你们瞧瞧吧！”还有的日本人一登上遣返船，马上从低头哈腰变得凶相毕露，高喊：“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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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最后一艘遣返船离港时，李修业上船视察，所有的日侨俘立即站起身向他鞠躬敬礼，日侨联络总处负责人野村再三请他讲话，他针对船上不服气的日侨俘，语重心长地说道：<strong>“你们回去以后，要细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么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否则，侵略之念再萌，未来的世界史上恐难找日本的名词了！”</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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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龙湾公园里的“恩”字碑</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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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完后，日侨联络总处代表向他赠送了一面感谢中国政府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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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是这么回顾中日关系史这一页的：“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一举勃发共产革命，或者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予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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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n>遣侨船满载日侨俘正驶出葫芦岛港</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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