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希望到 2034 年将外国留学生收入翻一番——但它有能力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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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期，尽管房源数量激增，奥塔哥大学的学生也面临着房租上涨的困境。 图片：RNZ / Nate McKinnon

表面上看，新西兰大力发展国际教育似乎对经济增长大有裨益。

政府去年宣布的目标是，到 2034 年将收入增加近一倍，达到 72 亿新西兰元，并将学生人数从 83400 人增加到 119000 人。

随着入学人数持续上升，国际教育出口（代表海外学生在学费和生活费上的总支出）已攀升至 45 亿美元。

这些目标已纳入新的高等教育战略，成为政府政策的基石，而不仅仅是行业愿景。

然而，纸面上的数字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审慎的政策。

有三项风险尤其值得关注：大学城的住房压力、过度依赖少数几个生源国以及毕业生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学生城市面临的困境
大学城的住房压力已经很大，更何况还要容纳数万名新增学生。

但尼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房源数量激增，但到2025年中期，该市的每周租金中位数仍上涨了12%。当供应增加的同时价格也上涨时，显然需求超过了市场供应能力。惠灵顿、基督城和奥克兰市中心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

问题不仅仅在于住房供应。新西兰长期存在的住房寒冷、潮湿、隔热差等问题对学生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租住条件最差的房屋。

国际学生人数在原本就紧张的住宿市场中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人将居住在不合格的住所中，这将对他们的健康和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政府的回应——允许学生每周工作 25 小时而不是 20 小时——有助于减轻个人预算负担，但对根本的住房限制问题却无济于事。

近期海外的经验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曾大力发展国际学生，但随后面临住房压力和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两国都实施了紧急招生名额限制。

加拿大在2024-2025学年将留学许可数量削减了近一半；澳大利亚则限制了新生入学人数并收紧了签证规定。无论采取哪种措施，其背后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基础设施（住房、服务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速度，而这些基础设施是吸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其影响远不止于政策调整。反移民言论愈演愈烈，对犯罪的担忧与学生人数的争论交织在一起，声誉受损甚至波及到各国的教育品牌——而这正是当初吸引学生的关键所在。

鸡蛋太多，篮子太少
119,000 名学生的目标并不算高——它仍然低于 2016 年 131,800 名学生的峰值。

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在学生人数适度增长的情况下实现收入翻番。这意味着要招收更多攻读硕士学位等高成本课程的学生，并集中资源发展那些能够支付得起高额学费的市场。

据国际教育新闻和情报中心ICEF Monitor的数据显示，中国占国际学生入学总数的35%，印度占14%。这两个国家合计约占总数的一半。硕士研究生入学人数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的185%，这主要得益于亚洲市场的推动。

这种集中化带来了风险。新西兰广播电台（RNZ）的一项调查记录了疫情爆发前学生流动受阻的情况，当时外交紧张局势和中国政府的宣传一夜之间影响了学生流动。

2025年12月达成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变数。

简而言之，它阻止新西兰专门针对印度学生签证设定上限——尽管毕业后的工作权利和财务要求等更广泛的规定仍然可以调整。

这加强了双边关系，但也锁定了当前增长模式的一部分，而此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正努力重新获得灵活性。

国际教育的发展与国内挑战并存，显得颇为尴尬。2025年预算削减了约4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而由商业、创新和就业部管理的奋进基金（Endeavour Fund）在2026年将不再发放新的拨款。

该系统被要求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为国内学生提供更多服务，同时还要更加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来平衡收支。

经济咨询公司 Infometrics 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担忧：扩大毕业后工作权利可​​能会影响国内毕业生的就业结果，尤其是在两类群体竞争相同入门级职位的领域。

虽然证据尚不确凿，但风险确实存在，因此有必要按领域和签证状态跟踪结果——新西兰目前还没有系统地这样做。

增长，但要有保障
政府的“促进增长”计划或许能够成功，但前提是必须有保障措施。大学城的租赁市场需要进行系统性监测，并制定明确的干预触发机制。

人才来源市场需要真正实现多元化。毕业生就业情况应公开透明地公布。中央政府的目标必须与地方政府吸收增长的能力相匹配。

与其他国家被迫采取的紧急限制措施相比，这些机制成本低廉。国际教育确实能够为新西兰的经济和知识生活做出贡献。

但实现增长目标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保护住房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公众信心，因为这些才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所在。

* Cristóbal Castro Barrientos 是奥克兰理工大学新西兰政策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